每段生命陨灭之时，都有色彩。我曾握住垂死祖父枯瘦的双手，得见他双眼平静澄澈的深蓝，尽管他在过世之前数年就罹患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但他生命变得无限稀薄的最后时光里，那双眼睛却越来越有早些年的样子。见过的人都说我遗传了Collins家标志的蓝眼睛，彼时我感受着祖父干燥温热粗糙的掌纹熨帖我的手背，我看他眼底的蓝，穿透我的视线包容近乎无限的远方。我不着边际的想，不知自己寿终正寝时会否也拥有这样的眼睛。
“他们打开窗户了吗，小马铃薯？”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用这诨名称呼我，那之后我不再允许任何人叫我“小马铃薯”，仿佛这会玷污了祖父在世的最后一句话，玷污了只属于我们祖孙两个的蓝色。
“对啊，爷爷，谁让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了！”
而事实是，那个当下夜阑人静，屋里唯一的光源是蜡烛。黑暗中，那片光芒万丈的深蓝慢慢地减低着流速直至凝固，变淡，最终化作透明，微笑在祖父的嘴角绽放开来，尽管他不想，但他再握不住我的手，于是我回握住直到它们变得冰冷。
天亮时，母亲发现祖父和我都缺席了早餐，四下招呼也没人应声，才发觉大事不妙。那之后我因这次“知情不报”而被父亲和叔父们疏远了很久。他们无法接受平素健谈达观爱劳作的老父亲就这般一声不响地离开，甚至因而忽略了老人很早就有过“如果我这颗被风湿病折磨大半生的心脏哪天停下了，请别试图再敲醒它”的交代。我能理解父辈们急于找到个怨恨的对象以排解内心无处纾解的悲痛这一动机，我默默忍耐甚至偶尔配合着他们说些自责的话，仿佛是我杀死了他们的父亲，仿佛这样他们的父亲就不再死得无足轻重，仿佛这样他们和亡者之间就有了牢不可破的牵绊。但我从心底并不支持这一套。一点儿也不。
时至今日每每梦到祖父，他也都微笑着。对于祖父的离去我没任何遗憾，我唯一有的，是疑问：祖父是否从自己的眼中看到蓝色？而我，我生命终结时会出现什么色彩？有谁会看得到？我自己又会否看到？
在大撤退中，我第一次体验无限濒临终结的滋味。
冰冷凛冽的海水侵入肺脏，血液渐渐冻结，猜测自己大限将至，手头挣扎求生的同时，脑子里其实已放弃了大半：对，我才二十出头，不该死在这种地方，我命不该绝，我应有后福，我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Farrier那样出色的驾驶员，但眼下我被困在鸡笼里逃生无门，一切未来都将成空谈，漫无目的奋力冲撞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死得更快。
如果是Farrier，他此刻会怎么做？
Farrier先生对自己的多数事情都知无不言，尤其乐于与同伴分享逃生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多点儿活命的能耐总没什么坏处”，新人们对此趋之若鹜，老兵们闻言往往吞云吐雾中付之一笑，而我，我永远乐意听见Farrier的每一句话，尽管那只是第一千次的“祝好运”或各式各样的命令，以及刚刚那最后一句“你能听见我吗，Collins?”，尽管我并非对每句话都一一在口头上回应，但我永远会在脑袋里答上一句“谢了你也是”、“好的长官”，还有，“是的，我听见你了，我一直都听见你了”。
还有，Farrier，我大概快死了，真糟糕啊。
Farrier，你会活下去吧？
Farrier，你会记得吗？
可惜没机会说了。
我下意识地抬头往天空方向看，透过海水和挡风玻璃，阳光刺眼起来。
窒息的目眩中，我只看到随水波熠熠翕动的金橙色，意识逃逸身体的最后时刻，我在金橙色中用力瞪大双眼，寻找飞行中的迷彩。这寻找似乎让我不再感到寒冷和呼吸困难，我的身体正变得越发轻盈，墨绿……墨绿色的机身……卡其色的字母……咖啡色的外套……白色……羊绒衫……
“你穿衣的品味真糟糕啊，但它们穿在你身上真好看。”我总忍不住这么想，但没一次说出口。
“它们适合我，就如同制服更适合你。像是人类的第二层皮肤。”Farrier在我的幻觉里露出莫测的微笑。
妈的，幻觉，死亡前的必经之路。
当然当然，在我脑海中的对话进行到不知第几回合时，我倒是意外的获救了。奇迹。
事后无数辗转反侧的深夜里，我回顾自己这难得的濒死经历，捉摸不透金橙色是否将是我的死亡会有的色彩。
也许我靠死神更进一步之时，它会倏然明瞭。但既然不是现在，自然不必强求。
我还想要这条烂命多活些时日。
我想要找到Farrier.
哪怕只是问问他：你是否明瞭每个死亡都有颜色？又想知道我的拥有什么颜色吗？
但我恐怕也没什么冲动要真的问出口。
这样的等待，我有十二年。
而当我自敦刻尔克一别之后再度看到这昔日亦师亦友的生死至交，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并非是被突如其来的重逢冲昏头脑，只是Farrier的变化实在令人骇然。
他头发花白，后背略微佝偻，左肩有明显的旧伤，眼神钉在地板上，拒绝一切来自外界的问候。倒是衣着，尽管是疗养院的病号装，却一如既往地干净，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衣服因而显得大了些。那第一粒扣子不知是否有意没扣上。他的颈上没有挂着能证明身份的金属牌子。
在这里，他只是众多John Doe中的一个。
疗养院的人说，他是战后的第一个复活节前后被转过来的，那一批里一共有八个英国人，到现在，他是第一个被家人领回去的。人人忙着收拾自己落魄的新生，没太多人顾得上去寻回已被官方确认死亡的失踪人士。
“活人总得过活人的日子，对吧，老兄？”穿西装的负责人--他刚说自己是姓Lawrence还是什么来着--讲话带着浓重的波士顿腔，不管说什么都像一副超然物外的调侃口吻，“我猜你也没有其他什么家人了吧，不然很少人愿意从英格兰一路找到美国来。”
我勉强挤出个微笑，不知如何作答。
“他不是我的家人。”一直沉默的Farrier突然开腔，他那多年来始终不肯入乡随俗的口音反倒让我一直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他甚至头都没抬。
可能是我放松得太过头了，总之，在这种时候轻笑出声恐怕不是什么太成熟的作为。而我，比那更加过分的，从轻笑开始，音量跟幅度都不再受自己的控制，直到不得不从裤袋里抽出一只手来捂着嘴巴，我笑到眼泪直流膈肌痉挛，余光里，我清晰的看到那个金发护士眼中掺杂着些微惊恐的悲悯，她大概看惯生离死别，却很少见证如此诡异的久别重逢。
天啊，他还活着，我见到他了。想到这个我就要狂笑不止。
“得啦，先生，他不是你的家人，但他会带你回家去。”Lawrence（我还是不确定他姓什么）退后一步，双手在胸前轻击掌了下，道，“猜想你们两位还有不少话想说，我们就先不打扰了。如果你们准备好了，我就在楼上的办公室，连同这位先生的出院手续一起。”
屋里只剩下不停打嗝的我，静坐着的Farrier，和他沉默的“室友”们。这里的居住条件不好不坏，四个人分享一套病房，据说是为了帮助他融入新环境，他的室友们都是美国人。
“你要滚蛋了吗，英国佬？”
我几乎为此动手打了一位出言不逊的美国退伍军人，但那样的话我就永远也别想带走Farrier了。很久之后，Farrier跟我解释说，那是他们小圈子之间表达感伤的独特方式。他们在那种环境下当然有足够理由感伤。而我却窃喜，至少Farrier不需要死在这种地方了。
但也就维持了一小会儿。当我无法再对Farrier头顶的那团灰色视而不见时，我的喜悦便戛然而止。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八面玲珑的Lawrence先生也给不出更多信息。但Farrier伤痕累累的身体说明了一切。他周身的空气弥漫着死灰般的颜色，彼时我也已经见识过各色各样的死亡，征战的鲜红留守的惨白静默的紫色跳跃的黑斑……所以当我清楚看到Farrier的死灰，我当即推断这个世界怕是留不住他太久了。
是的，这个世界难以留住他，但是我想，我会留住他。
那就是1952年，复活节后却春寒料峭的美国东部，我最近一次见到Farrier的时刻，那之后我再没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一根烟点燃的tbc